见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花雅之争指清乾嘉年闾，发生在民间戏曲与宫廷戏曲之间的一场激烈艺术竞争。“花”即粗俗、下俚，指当时兴起的以梆子腔、板腔体为代表的民间戏曲，时称“花部乱弹”广雅”即正宗、高雅，指当时宫廷所倡导的以曲牌体为代表的昆曲，时称“雅部“花雅之争”主要指蜀伶魏长生率班进京以演唱秦腔（也有文献载指以演唱甘肃西秦腔)北斗京腔、南斗昆腔之事。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蜀伶魏长生挚徒带班二闯京都(第一次为1774年，未获成功)，加入专事京腔的双庆班。结果仅“以《滚楼》一出，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清吴长元《燕兰小谱》卷三），由此酿成“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而死”(清戴璐《藤荫杂记》)等空前盛景，在中国戏曲史上写下京都梨园“京秦不分”、同台并姘的辉煌一笔。其实，所谓“京秦不分”，就是“雅俗不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就是“礼崩乐坏”“淫声乱政"。乾隆五十年(1785)皇帝下诏，将秦腔班交步军统领,五域贴出告示“令改昆、弋两班”，演员不遵者，“查拿惩治，递解回籍”。魏长生由此改唱京腔，却依然被逐出京城。无奈之下，只好渡江南下，辗转于昆腔故地扬州、苏州，从此，秦腔又在苏、扬两地开始畅传。并与昆腔展开生死搏击的艺术较量，结果，又扭转了两地素习昆腔之世风。“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又喜新厌旧,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拋弃，流风日下”(《钦奉谕旨给示碑》碑文)。沈桐威《谐铎南部》亦云:“自西蜀韦三儿(即魏三长生)来吴，淫声沃态，阑人歌合，乱弹部糜然效之，而昆班子弟也有拜师而学者。胚促成扬州城内“谁家花月，不歌柳七之词；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清李斗《扬州画航录》“谢溶生序”）的一大时尚新潮。成为秦腔继北伐京腔之后，再南讨昆腔的又一次胜出。尽管朝廷仍穷追不舍，明令当地严加查禁广凡有其演乱弹等戏者，定将演戏之家及在班人等，均照违制律，一体治罪，断不宽贷”(苏州老郎庙碑但经几番之后，昆曲败北，从此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争使脑戏日益崛起，艺人数量孟增，班社林立，诸腔汇流，称霸200多年的雅部昆曲渐生衰相。从此，中国戏曲音乐体制由曲牌体独擅天下转变为以板腔体结构占据主导，戏曲音乐完成了两大曲体的过渡与交接。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言的清乾隆肘期，震撼神州剧坛的花雅之争。当时的戏曲史籍、文人笔录都对这场刀光剑影的艺术竞争有详细描述。

西京秦剧研究会由秦腔票友薛子厚、薛德中、施葆璋等人发起，1935年成立于西安。封至模担任艺术指导。成员有薛子厚、薛德中、施葆璋、赵炳山、李金榜、武新民、马天成、张浩、宋启明、史玉梅(女）、戴萍(女）、傅荣启、楼英杰等30余人。实力可与职业剧社相媲美。演出剧目《四郎探母》《杀驿》《拷红》《拆书》《宁武关》《斩单童》《赶坡》《祭灵》《起解》等。

金元前甘肃的两种皮影腔调。兰州影又称“梆子佛”“老虎调”。梆子佛的名称源于兰州影在演唱时用梆子击节定眼，老虎调的称谓则取义于深山虎啸般的演唱风格。金元前传入北京和河北西部等地，明代盘蹈于北京西城即今宣武门一带扎根卖艺，由此孕育出北京西城派皮影和河北涿州派皮影脉系。崔永平《略论中国皮影戏艺术》载广北京皮影也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以滦州影为基础，称之为东派。一派以兰州影脉系为主，称之为西派。这东西两派以北京城的中轴地理位置划分，互不相扰。”戏剧家周妙中《清代戏曲史》:“甘肃是皮影兴起较早的省之一，河北西路影戏就是从甘肃传去并发展而成的，涿州一带的影戏，亦来自兰州。”兰州影不只作为皮影戏盘蹈于北京，同时作为北京传统曲艺盛行于市井闾巷。清嘉庆北京《清代车王府藏曲本丛刊》收录的《老妈得志》曲本，就有一大段用[兰州影]演唱的七字上下句体唱词，上、下句为一联的唱词结构。即至清代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有进士周寿昌所著《思益堂日札》仍有记述:“传云乐操土风。即令乐部亦各有土调……甘肃有[兰州引(影）]……[兰州引]则京师影戏演之。”由此可知，“兰州影”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经奠定了戏曲板腔体的声腔基础。并对北京影、琢州影的形成以及后世戏曲板腔体声腔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华亭影则更早，宋人洪迈所著《夷坚志》一书，就记述了平凉府华亭县普照寺僧惠明以“手影戏”传法的情景，并作诗云:“三尺生绡做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中来。”诗中所言“生绡”，与今影戏中的“亮子”(影幕之俗称)尺寸大小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