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戏曲团体。1938年5月23日在延安成立。柯仲平担任主席。马健领、杨笑萍、郑义、高敏夫、柯仲平、温涛、李丽莲、张季纯、吕骥、柳青、钟敬之、崔嵬、艾丁、向隅、丁里、沃渣、刘克礼等17人为干事。任务是研究如何改革旧戏，并“利用旧形式”表现抗日的革命的新内容等问题。

戏剧管理机构。1943年夏在延安成立，隶属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文委。周扬任主任、柯仲平任副主任，委员有周扬、柯仲平、张庚、王震之、钟敬之等。任务是总结抗战以来边区戏剧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戏剧的发展道路。1943-1944年，发动边区戏剧团体和戏剧工作者，深人农村、深人群众、开展群众性创作活动。1944年10月召开边区文教大会，提出发扬边区艺术界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普及新内容的戏剧。1946年边区各戏剧单位编演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秦腔、眉户、京剧，以及陕西道情和秧歌剧目，形成了抗曰战争以来未有的繁荣盛况。

亦称“唱神戏”。庙会演出期间，群众个人给神许愿，要求戏班演员利用会戏空余时间，唱戏安神，了却心愿，故名“安神戏”。这类演出，成为班社演员挣外快的一种机会和途径。所演剧目，按付钱多少，大致可分为三等，第一等为《蟠桃会》，属安神戏中规模最大的一种，除上八仙、牛郎、织女、东方朔、四季功曹、福禄寿三星、四龙套外，还可增加角色，第二等为《大赐福》，仅次于前者，角色一般只上魁星、财神等；第三等为《三出头》，角色只上天官、洞宾、寿星，俗称福禄寿三星。《三出头》是“安神戏”中最普遍的一种，多属个人还愿时采用。并以钱数多少，有带乐器与不动弦乐之分。

群众性戏曲研究演出组织。1942年在西安成立。领导成员无考。有会员30余人，多为商、教、军、政界秦腔票友和爱好者。1944年改选，理事长空缺，阎华任常务理事，薛德中、李金榜任理事，施葆璋任监事，雷顺恭为候补理事，宋金山为候补监事。

陈正庆(1943~2007)戏曲剧作家、一级编剧。陕西省洛南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曾任陕西省商洛剧团团长、商洛地区文联名誉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委员等。先后创作了《山城小店》《火烧寨》《三十六号病房》《屠夫状元》《拆墙》《龙虎桥》《六斤县长》《福寿图》《曲江池》《小贩小官小教师》《山神》《河潮》《山姑娘》《买时装》《白憨女》《山道弯弯》《庄稼汉》《山魂》《瘸腿财神》《门神》《女儿沟》《寡妇门前》《山外老哥》《石头歌》《猴二取经》《鞋匠娶亲》 等几十部话剧、花鼓、秦腔大戏剧本和小戏、小品。系陕西省政协委员。1991年被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号。

曾长安(1944~)秦腔剧作家、一级编剧。陕西富平县人。曾任富平县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等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届、五届戏剧冢协会理事，陕西省第二届、三届文联代表大会代表，渭南市第一届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剧本有《两家亲》《三姑娘》《四季歌》《五味十字》《大秦将军》等，其中《五味十字》获2001年第八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系渭南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2年被评为陕西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陝西省劳动模范。1995年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仝凤琴(1963?）秦腔演员。女。工闺阁旦、正旦，兼演武旦。陝西凤翔县人。13岁考入凤翔县戏校，拜李瑞芳为师。1S岁以《白玉楼》一出，走红凤翔，即调入宝鸡市人民剧团。扮相靓丽，唱腔清脆，在西府一带有“秦声百灵”之誉。先后在《游西湖》《金麒麟》《苏若兰》《梨花情》《孝廉弑母》《白玉楼》《姐妹皇后》等50多部戏中扮演主角。曾获2000年陕西省秦腔折子戏清唱一等奖、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清唱一等奖等多个奖项。连续三年被评为宝鸡市文化工作先进个人。

明代甘肃皮影、戏曲腔调的一种。最早见于明万历传奇抄本《钵中莲》第十四出《补缸》，该剧用有直接标明[西秦腔二犯]演唱的一段唱腔，唱词共28句，皆系7字对偶上下句体。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戏曲总辑《缀白裘》第六辑，也有用[西秦腔]为演唱腔调的《搬场拐妻》剧目，所填唱词却为长短句，说明其初系板牌混合的声腔体制。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流行地域，称谓多有变异，相继生出琴腔、甘肃调、甘肃腔、西腔、西皮调、陇东调、咙疼调、陇西梆子腔、甘肃梆子腔等名目。清初，中原人就称[西秦腔]为[甘肃梆子腔]。“北派有汗梁腔戏，乃从甘肃梆子腔加以变通，以土腔出之，非昔之汴梁旧腔也”(清涂珂《清稗类钞》）;康乾时随商路流入四川，经蜀中伶优加工改造，又称甘肃调、琴腔，并由蜀伶群体演唱再度传入北京，由此流播全国，风靡一时，对京剧西皮声腔和秦腔梆子声腔等花部板腔体剧种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清乾隆吴长元《燕兰小谱》载有“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语。旦角之无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继又沿襄河并渡江南下，“始蜀伶、后徽伶，尽习之”（张际亮《金台残泪记》），相继广传于湖北、安徽，登陆于鄂、皖、苏、赣等地，渗人襄阳调(汉剧）、徽剧之中。徽剧之[高拨子]正是[西秦腔二犯]在当地发展的结果。还徒涉东南一路畅传，直抵浙、闽、台、粵，为正处在初创阶段的当地戏曲剧种奉献了自己的骨血。浙江绍兴乱弹中的[尺调二凡]，即由[西秦腔二犯]演变而来。从广东粵居鹏子腔[中板]唱腔的板眼结构和旋律起伏中，还可体味到西秦腔“六板”[两句腔]的原始痕迹;粵东、闽南、台北、香港甚至流播于东南亚各国的西秦戏，之所以取“西秦”为名者，同样也辱到过西秦腔的催发滋润。当地吕匹《海陆丰戏见闻》有详述。清末，涂珂还为当时西秦腔冠以“北派之秦腔”，称山陕调为“秦腔”，称甘肃调为“西腔”，以示二者间的区别。顾颉刚《中国影戏及其现状》谈及明、清京师所传戏曲“九腔十八调”时有言：“旧有九腔十八调，九腔之名为[西门腔](亦曰[西美腔])、[小东腔](亦曰小宗腔])、[凤凰腔][小银腔][琴腔][柔肠腔][梅花调][鬻字调](亦曰[一字调])、[纺车调]。每腔以上下两句倍之，此为女角所唱，今多已失传，只存调名而已，尚全存者只[琴腔]一种。”其中所说的琴腔，正是吴长元、谢章铤、徐珂等公所言的甘肃戏曲腔调中女角所唱的西秦腔。其特点在于“每腔以上下两句倍之”。[西秦腔二犯]之“二犯”，系指连犯二次之意，即以“去工（“3”mi)添凡（“4”fa)”作以“变徵（“4”fa)犯角（“3”mi)”；再以“去上（“1”do)添乙(“7”si)”成以“以闰（“7”si)犯宫(“1’do)”。此二犯，便可生出下四度宫音系统的“属调”或上四度宫音系统的“下属调”亦即“反调”来，由此形成“欢音”“苦音”两种腔调，分别具有欢音欢快、苦音忧伤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表现。这种犯调方法，在戏曲出现之前，宋词中就已有所运用。